⑴ 五四運動，究竟改變了什麼為什麼可以改變呢五四運動是青年人發起的嗎
1.小編認為五四運動實現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和民族的第一次全面覺醒。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斗爭和實踐中認識到，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人民的幸福，都必須通過自己的英勇斗爭來實現。沒有人會給我們一個光明的中國。近代五四運動對於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深刻理解五四精神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2.五四運動又是一場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五四運動開始，越來越多人醒悟了。鴉片戰爭後，進步人士認為我們輸在了技術，於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大清派出了第一批的留學生帶回了先進的技術，斥重金購買鐵甲艦，結果甲午戰爭慘敗。
⑵ 誰有孫多慈徐悲鴻的情人的照片聽說她也不愛與人交往，是一個很普通的身材纖細的姑娘。她以繪畫100分
徐悲鴻與孫多慈：一場不該發生的戀愛，苦戀十年
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拉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新思潮的傳播也促使著中國女性的進一步覺醒。當時的有識之士認為，女性要達到真正解放的目的，就必須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民國大學校園首開「男女同校」，隨之而來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師生間戀愛之事時有發生。
1930年秋天，徐悲鴻為得意弟子孫多慈畫了一幅素描。畫稿上的孫多慈齊耳短發，面如圓月，表情淡然，畫作中的她有屬於那個時代女學生特有的青澀稚嫩。徐悲鴻在畫作的右下角題字：「慈學畫三月，智慧絕倫，敏妙之才，吾所罕見。願畢生勇猛精進，發揚真藝….」
《鳳凰大視野》李筱懿 談及孫多慈的愛情
無論民國還是現在，女性在愛情中的自由選擇和為愛抉擇的付出都是在打破束縛往前的一步。
⑶ 五四青年節是男人還是女人的節日
五四青年節是14周歲到28周歲青年的節日，是不分性別的。
1939年，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時候，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決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又稱「五四青年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正式宣布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但並非全民假日，僅14至28周歲的青年可放假半天。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於探索、敢於創新、解放思想、實行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
五四精神代表著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統一體現。
⑷ 下面三幅圖是五四運動期間的歷史圖片，綜合起來你可以看出五四運動的突出特點是 A．先進的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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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關於五四運動的視頻和圖片
首先說明一下：五四運動在我國是很嚴肅的事情，不能嬉皮笑臉的對待。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5VclmSOSXI/ http://v.ku6.com/show/KzpHPkwYdkNGmIMP.html
⑹ 求一張五四運動浮雕高清晰圖
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就有，照相即可
⑺ 求五四運動女青年圖片，要那種戴白圍巾，短發的學生，最好在30K以內，我要當小說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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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五四運動時期女子的服裝
學生裝，女生藍襯衣，黑長群，黑布鞋
⑼ 這三張照片圖片，中日韓三國的女生女孩，你猜猜，哪個是中國女孩，哪個是韓國女孩，哪個是日本女孩
應該是最右邊的那個是韓國人，因為韓國人長得非常有特點的是單眼皮，而且臉型比較特殊，經常梳長頭發，衣服也是有獨特的風格的。
⑽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女性運動
五四運動中走上街頭的女學生
■張莉（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對整個中國歷史影響深遠。在這個運動中，女學生們年輕而熱情的身影首次進入大眾的視線。當她們走上街頭與男學生們一起為國家的命運奔走呼號時，這不僅意味著五四運動成為全體中國青年共同參與的一項愛國運動，也意味著婦女作為一支獨立的、不可忽視的力量正式進入了歷史舞台。女學生的存在使青年學生運動獲得了更有效的激勵，大力推動了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男女合校運動，加速了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的步伐，引發了婦女參政熱潮。盡管歷史上真正的男女平等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到來，但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走上街頭的女學生們及其行為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變革卻值得記下。
「五月四日」這一天
這是當年北京女子師范的建築布局：「從大門到女生宿舍，有四道門，中間是一條長闊的過道。大門是兩扇大鐵門，向來不走人，女學生們都從旁邊的小門出入，會客室即在小門的旁邊。第二道門的樓上和樓下，是男教職員的辦公室。第三道門是女學生的教室，門的左右和樓上共有八個教室。第四道門，也就是整個建築的深處，是女學監的辦公室和她們的寢室。學監辦公室的樓下和四周，是女學生的寢室，寢室的樓下是女學生自修室。」層層的關卡，顯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監督女學生的日常起居，也是最大限度地保證女學生不能隨意出門。
1919年，這所位於北京市宣武門內石駙馬大街的女子師范學校改名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成為當時中國第一所國辦的女子高等學府。盡管這所全國著名的學校里生活著當時最為優秀的一群年輕女性，校規校紀卻也是極為嚴格。女學生們都被要求住校，星期六下午家長需要持通知簿，把簿交給學監，學生才可以進入教室上課。白天查教室、查制服、查發髻，晚上學監要查自修、查寢室。幾十年後，女高師畢業生程俊英認為五四以前的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名為女高等學府，實同監獄。」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裡爆發了五四運動，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高校學生（男學生）都走上街頭，抗議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但是，程俊英回憶說，五四運動那一天，女高師學生並不知道學生運動的事情。
這是有客觀原因的。當年的女學生呂雲章分析說，「當時社會一般認為女孩子不應拋頭露面。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如果到街頭和男孩子混在一起，無論有什麼理由，都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一般家長對女學生的管束都特別嚴格，除了上學之外，總是禁止她們單獨外出。」消息閉塞，再加上學校和家長們的嚴格管理，女學生們沒有能參與這次遊行。
5月5日早上，女高師的老師陳中凡來上課，學生們才曉得北大同學反對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事情——原來北京城裡已是翻天覆地。5月6日，陳老師又在課堂上對同學們說，因為打了賣國賊，警察廳派人逮捕了許多學生，高等學校大都停課了。這些信息使女學生們群情激動，課堂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紛擾，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大罵賣國賊。她們也要求停課，以支持那些被捕的學生，還要求學生自治會開會，派代表和其他大學同學聯系。
也正是在5月6日，北京學生成立了北京學生聯合會，以「盡學生天職謀國家之福利」為宗旨。這個聯合會的成立很重要，它促成了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而後者變成了全國學生活動的大本營。當然聯合會也意味著在北京的所有中等以上學校---男校和女校，都需要聯合在一起。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認為，「男女學生大群的聯合在一起集會，活躍的共同參加同一會議並且共同組織成一個團體，在中國歷史上是最空前的創舉。」需要了解的是，中國還沒有一所男女共校的學校，男女學生之間開展共同活動的可能性很小，男女青年之間的交往從理論上來說也不被社會輿論接受。就此而言，以女高師、協和女大為代表的北京各中等以上女校加入北京學生聯合會的意義也就得以凸顯---它為男女青年共同參與政治活動提供了契機。
事實上，在五四運動一個月後的請願活動中，女學生代表成為向政府請願的重要力量，給予了學生運動有力的激勵。
1919年5月19日，北京全體學生大罷課，女師學生也響應號召。
據羅靜軒和程俊英回憶說，那天晚上，她們聽到同班同學關應麟的哭聲，大家驚慌下樓，看到小關咬破了右手食指，鮮血淋漓地在寫血書。
她見到同學們就大聲說：「姊妹們，真痛心呀！外國人這樣欺侮我們，中國還有這么多的賣國賊，我預備從明天起不吃晚飯，把省下來的錢捐給北京學界聯合會。」
與女高師同學一樣，在協和女子大學預科一年級讀書的冰心，也是事後得知。但五四運動的熱風，她卻真切地感受到了。晚年的她記述了五四運動時協和女子大學里的情景：「到學校一看，學生自治會里完全變了樣，大家都不上課了，都站在院子裡面紅耳赤地大聲談論，同時也緊張地投入了工作。我們的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我也就參加了聯合會的宣傳股。」
千名女學生走上街頭
1919年6月1日，總統徐世昌頒布兩道命令，為曹、陸、章三人辯護，同時認為學生為不逞之徒。2日晚上，學界聯合會議決定明天再到街上講演，被政府得知，3日、4日許多軍警捉拿了近千名學生，囚禁在北大理科和法科院里，文科院也被團團圍住。
這引起了公眾輿論的普遍不滿。「就在這情勢非常嚴峻，各界深慮學生愛國運動勢將難以為繼的時候，一支生力軍---北京15所中等女校的學生，突然起而增援。」女師學生決定集合出發遊行到總統府請願。當整個學生隊伍走到學校門口，發現校門被學校用大鐵鎖鎖上了，出不去。那麼，就從後門走，隊伍向後轉，到了後門一看，門也上鎖了。那是一個舊式的木頭門。有一位力氣很大的女學生搬動了這個門，門上下都有軸，她搬起軸脫，大家共同努力——門倒了，女學生們沖了出去。呂雲章回憶說，「大家沖出大門後，自動的兩人一行地排起隊來，緊接附中隊伍的後面，向總統府進發。一路上看熱鬧的行人，大都駐足觀看，顯露出奇異的眼光。許多軍警跟隨著隊伍在旁邊監視，但卻沒有阻攔，也沒有逮捕。直等隊伍到達總統府前的鐵柵欄外，才受到警衛的阻止。」
依據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的記載，6月4日那天，北京有100餘名女學生遊行、沿途演講。到5日那天，北京城有近5000名學生上街演講，其中，北京15所女子學校的學生1000餘人則在天安門會齊後到新華門去見總統——這是女學生們有組織、有計劃的一次大規模行動。女學生們派代表錢中慧、吳學恆、陶斌、趙翠蘭四人去見總統。
她們提出了要求政府不要苛待學生，要言論自由，不要干涉學生的愛國演講，不要把大學當作監獄等要求。總統府工作人員表示代為轉達，女學生們才整隊回校。這一天的女學生遊行活動，天津女生也派有代表參加。
第二天，女學生繼續到外面宣傳。女師學生的活動地點主要是在宣武大街和騾馬市一帶。在那天，北京城裡各街道都能看到各校的講演團。女學生們講演的內容都是圍繞著反對外國人干涉中國主權、反對官僚賣國、希望市民罷市為主。聽眾也多為勞動大眾和商店店員。
協和女大的學生們也走上了街頭。為了抵制日貨，她們還製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類或綉些手絹去賣。冰心回憶說，那一段時間，「同學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見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丟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著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著懷疑而又熱情的臉，勸說他們不要販賣日貨，講著人民必須一致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賣國行為的大道理。我們也三三兩兩地抱著大撲滿在大風揚塵的長安街，在破敝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人力車，請求大家捐些銅子，幫助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同學。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被捕學生的審問。」
女學生走上街頭示威，在五四以前並不一定從來沒有，但近千名女學生共同走上北京街頭示威遊行的這一次，被歷史學家們認為是「史無前例」——對於傳統而保守的中國來說，如此眾多的青年女性高喊口號浩浩盪盪地走上街頭，是破天荒的大事。婦女們從來沒有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表達自己的心聲，她們也從來沒有那麼聲勢浩大地到政府管理機構對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事實上，也是在五四運動時期，全國各地的女學生都有遊行和抗議的行為與舉動，而不只限於北京——女學生走上街頭不僅意味著女學生以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形式逐漸進入公眾視野，也意味著中國女性開始以群體的方式和男性一起表達她們作為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她們以自己年輕的身影昭告公眾，女性力量的強大和不容忽視。
當然，女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實際上也是一個契機，它對1920年中國男女合校的措施有著重大貢獻，實質上，這推動了中國男女平等受教育權的實現，加快了自由戀愛與自由婚姻的步伐，也開啟了婦女參政的熱潮。
男女同校和婦女參政
男女同校的想法的萌生是在五四運動之前。1919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青年會演講時，就公開提倡應該有男女合校的平民小學。在當時，新潮社的一些學生也在報上發表了支持男女合校的文章。
率先提出男女同校的是位叫鄧春蘭的女學生。她曾經為此事給蔡元培寫信申請入學，之後，鄧春蘭又發表《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同志書》，為大學開女禁再作爭取。當鄧奔赴北京時，經過五四洗禮的報紙雜志從這件事情上敏感地嗅到了「新聞因素」：北京《晨報》第6版以「鄧春蘭女士來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開辟了「大學開放女禁」討論專欄。上海《民國日報》第8版則以「鄧春蘭女士男女同校書」為題發表了她的請求。鄧春蘭的信在報紙上發表後，更多的女學生受新思想激盪，請求北大學校當局准許她們入學。男女合校的措施成為當時在校園里和報刊上廣為討論的熱點話題。
五四運動以後，一些勇敢的女同學們也開始在同鄉會和演講會上主動發言。當年的女高師學生鮮活地記錄了同學廬隱、王世瑛出席福建同鄉會時的情景：「接著黃廬隱、王世瑛也站起來說話，全場頓時顯得異樣，幾十對炯炯有神的眼睛，都集中在她們身上。因為這是女子參政，和男子一同開會、發言，在當時來說，還是剛剛開始的事。
大中小學校都是清一色的男女分校，劇院也是男女分座，場中用一條大白布攔起來。總之當時基本上處於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男女學生是老死不相往來的。」
女學生們的勇敢和主動，是在以實際行動影響著社會積極思考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權。1920年元旦，上海《中華新報》發表蔡元培的講話：「大學之開女禁問題，則余以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章程，對於大學學生，本無限於男子之規定，如選舉法中之選舉權者。
且稽諸歐美諸國，無不男女並收。故余以為無開女禁之問題。即如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學生，盡可報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這實際上宣布了北大開放女禁的決定。
1920年1月至2月間，北京大學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准許了9名女生入校旁聽，不過拒絕了很多後來申請的女學生。起初，教育部警告北大，對女生入學的事情必須慎重考慮，因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之道德水準」。「事關重大」，甚至總統也警告北大當局。可是，因為中國當時的法律並沒有明文禁止男女合校，所以蔡元培先生也就沒有請求政府的許可，便在1920年秋季正式准許了那9名旁聽的女學生注冊為正式學生。蔡氏此舉被認為是中國男女合校的開始。幾乎與此同時，南京高等師范在陶行知的倡導之下，也開始招收女生了——男女同校，是最實際落實男女平等權利的行動。
婦女們的就業機會開始增加，自由戀愛和結婚更加普遍，女學生們都希望成為「娜拉」---女性反對家庭或婚姻束縛、爭取受教育的斗爭經常會得到公眾的支持。在新的報紙雜志上，關於性道德的認識開始轉變，節制生育的觀念也被介紹了進來。
由於中國女學生開始像男生一樣對政治事件產生極大興趣，使得中國婦女參政的步伐開始加快。1920年長沙婦女遊行示威，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翌年2月，湖南女界聯合會成立，她們提出實現婦女的五種權利，即平等的財產繼承權利、選舉和被選舉權利、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平等工作的權利及婚姻自主的權利，這五種權利被後人通常稱為「五權運動」。1922年7月25日，一些女學生在北京組織了女子參政會，要求憲法賦予婦女平等權利，8月23日另一些女生在北京成立了女權運動同盟會，她們提出了與「五權」相似的要求，同時也號召婦女參加推翻封建軍閥和實現民主的革命。
婦女的聲音潛在地發揮了某種作用，翌年，北京政府允諾進行某些改革，例如禁止公娼的計劃和嚴格禁止納妾的法令。當然，女性參政和男女平等的權利，要經過很長時間才實現。但不得不說，女學生主動地、聲勢浩大地參與五四運動應該被銘記。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在這之後，每一次愛國運動，女性都成為和男性一樣重要的力量，婦女們和男人一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達著自己的主人翁責任感——女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身影，在中國現代史和婦女運動史上都具有寶貴的、歷史性的標志意義。
《中國教育報》2008年5月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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