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国庆假期你打算去哪里玩
🎈国庆假期去哪玩呀🎈
❗❗❗我想我的回答是：杭州！
杭州是一座充满诗情画意又散发山水气息的江南城市，这里也从来不缺文人墨客的赞美。
🎈杭州的大致景点分为：西湖景区、西溪湿地公园、灵隐寺、法喜寺、宋城、以及杭州周边的千岛湖、南浔古镇、杭州乐园，还有一些小的游乐场所等等......虽然杭州的景点很多，但是他们之间的距离较长，不过还是很好看的，很值得一去。
🔎今天就带大家领略一下杭州的美丽~
💖 西湖景区
柳如烟，桥如画，青墙岱瓦，水墨江南。西湖就是一幅墨染的江南画卷，画里杨柳叠烟，湖光映翠。
西湖可以说是来杭州的人必去的一个地方了。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的美丽，还夹杂着对许仙、白娘子、法海的执着，还以为是想一睹西湖旁边同坐欣赏美景的一幕幕温馨画面......
嘿，总要去一趟杭州吧，感受不一样的江南之美！
B. 古装款式，分类，汉服大家说说，越详细越好
一、古代汉服
形制主要有“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上衣下裳”制（上衣和下裳分开）、“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朝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
汉服的款式虽然繁多复杂，且有礼服、常服、特种服饰之分，但是仔细分析，根据其整体结构主要分为三大种类。
1.第一种是“上衣下裳”相连在一起的“深衣”制。上下连裳制最典型的就是深衣。因为它上下相连，“被体深遂”，称之为深衣。包括直裾深衣、曲裾深衣、袍、直裰、褙子、长衫等，这类属于长衣类。
深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衣和下裳分开裁剪，在腰部相连，形成整体；上下连裳，在裁剪上就是分别裁好上衣和下裙，然后再缝缀在一起，最后衣服还是一体的样式。衣服缝成一体是为了方便，但上下分裁则是为了遵循古制传统。
深衣男女均可穿。即被用作礼服，又可日常穿着，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服饰。它也是君主百官及士人燕居时服装，燕居指非正式场合，属于休闲类服饰。深衣普及率很高，流传的时间有三千多年，从先秦到明代末年，并逐渐形成了深衣制。
2.第二种是“上衣下裳”分开的“深衣”制，包括冕服、玄端等，是君主百官参加祭祀等隆重仪式的正式礼服。顾名思义是分为上身穿的和下身穿的衣物。华夏服饰自古以来，崇尚上衣下裳，并规定“衣正色，裳间色”，也就是说，上衣是颜色端正而且纯一，下裳则色彩相交错。
这种方式好比是“天玄地黄”，因为天是清轻之气上升而成，所以用纯色，地是重浊之气下降而成，所以用间色。
3.第三种为“襦裙”制，主要有齐胸襦裙、齐腰襦裙、对襟襦裙等，实际上也属于上衣下裳制，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很多的礼仪规定，一般是用于常服的。襦裙也是上下分裁的服制最大的反映。“三面梳头，两截穿衣”成了传统女子的服饰特点的描述 。
汉服的款式以交领（兼有圆领、直领）右衽为主要特点，无口、系带，宽衣大袖，线条柔美流动，飘逸灵动。而交领有衽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所在。汉服的裁剪方法一直采用平面裁剪。没有省道和肩斜，且用料一般都大于覆盖人体的最小需要，所以无论是秦汉的大袖衣还是明朝的大袖衫，其袖长远远长出手臂，袖肥甚至在穿着后宽到及地。
二、元朝服饰
元代的服装制度与辽金宋相似。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男服服饰：冕服： 天子衮冕服、皇太子衮冕服。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元朝留辫束发。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5 种。
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于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征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
三、清代旗装
戏曲演出中的清代服饰。康熙年间已有清装在戏曲舞台上出现。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其最后一出《余韵》，剧本注明：“副净时服扮皂隶暗上”。“时服”就是清朝服装。这出戏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金斗班首先演出。
戏曲运用清装是受到过许多限制的。干隆年间曾禁止“演学本朝服色”的戏演出（见江西巡抚郝硕奏折，《史料旬刊》第22期）。嘉庆年间也发生过副宪下令夺优人冠珊瑚顶的事件，认为优人亵渎朝廷“名器”(焦循《剧说》)。所以，反映在干隆末年《扬州画舫录》所记的“江湖行头”以及道光年间平署《穿戴提纲》中，清装都很少。
清末出现了一批清代故事戏，清装的增加仍然不多。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由于戏曲的装扮历来不注重表现某朝某代的历史细节的具体性。近百年来保留在传统衣箱中的比较明显的清装，也就是马褂、箭衣、纬帽等有数的几种，并且作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
在戏曲舞台上，清代故事戏一般并不全按清装打扮。如《连环套》，黄天霸穿了清装──箭衣、马褂，而施世纶则戴方翅纱帽、穿红蟒，基本上接近于明朝的打扮。就是穿了箭衣、马褂的黄天霸，也并非完整的清朝打扮，他同时戴的大额子、白夫子盔就不是清装。少数清装进入戏曲衣箱之后，也不限于只扮清代人物。
如《穿戴提纲》记载昆腔《昭君》：“二达子”作“时扮黄马褂”。这里的“达子”是指汉代的匈奴，可知马褂已成为装扮少数民族的通用的服饰之一了。用得最多的是杨家将一类戏中的辽邦人物。如京剧《金沙滩》中的韩昌、萧天佑,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中的杨四郎（辽邦驸马）,都着清装，戴纬帽，穿箭衣、马褂。
除了少数民族外，有时汉族也穿部分清装，如《长坂坡》中的刘备。这就如同戏曲吸收了宋代的直脚幞头并不只用于宋人，吸收了明代的乌纱帽和补子圆领并不只用于明人一样，它们都成了戏曲的程式化装扮的造型因素。
(2)画墨阁背景图片扩展阅读：
文化内涵
汉服是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衣裳发展而来。古老的天子六服、王后六服、儒服、剑服位于汉服体系的中心，沿袭四千多年。冕服是汉服的根源，也最能体现“绝地天通”的华夏信仰，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与天地交通的吉服。
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也分别代表干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以分别代表了汉服的两种基础服制——衣裳制和深衣制。
孔子在姬姓鲁国衣逢掖之衣，来自周公的燕居之服，长居宋国则冠章甫之冠 。“章甫之冠”指的是一种殷冠，周朝叫委貌冠或缁布冠，治理朝政所冠 。庄子则提到了儒服以及武士之服剑服 。因此儒服又成为后世的道袍。因此儒服和剑服成为华夏王朝文武百官的法服，也是士大夫和武士的汉服基本服制。
汉服是汉民族传承四千多年的传统民族服装，是四书五经中的冠服系统，以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易经》、《春秋》，大唐《开元礼》、二十四史舆服志和其他经史子集为基础继承下来的礼仪文化的必要组成。汉服体系展现了华夏文明的等级文化、亲属文化、政治文化、重嫡轻庶、重长轻幼以及儒家的仁义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服。除去国家大事的礼仪，普通汉人的家礼包括冠婚丧祭四礼。四书五经对汉服礼服有详细的描述。
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讲究天人合一。汉族古代的袍服最能体现这一风格，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从汉代的帛画和魏晋隋唐遗留下的一些人物画中窥其神貌之一二——形制简单的汉装大衣附着在不同体态的人物身上顿时具有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线条柔美流畅。
袍服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以最典型的深衣为例，其形制必须符合“规、矩、绳、权衡”。深衣的下摆所用布帛共12幅，以应一年有12月之意，体现了强烈的法天思想，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处成矩形以应方，这代表做人要有规矩，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衣带下垂很长，一直到脚踝，代表正直，下襟与地面齐平，代表权衡。包含很多儒家思想。当人穿上汉服，自然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由此可见，汉服里蕴涵着相当的文化内涵，受“儒、道、墨、法”等纵横诸家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充分在服饰里体现出来。
追求平和自然，与世无争，宽厚仁爱的境界，塑造了“汉服”天人合一，飘逸洒脱的风格。“汉服”也体现出穿着者的宽大，随和以及包容四海的气度。
同时，汉服与孝文化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如《礼记》规定，父母健在的时候，孩子的冠饰衣缘不应该用白色，如果父亲去世了，丧礼完毕之后，别的孩子穿衣就没有什么特殊忌讳了，但是嫡子仍不能穿带颜色的衣服或使用彩色布缘衣边。另外丧有五服，即：斩衰（cuī）、齐衰（zī cuī）、大功、小功、缌麻。
古装摄影
古装摄影属于艺术摄影中的一部分，多是在影楼或摄影工作室拍摄的。
拍摄时，模特或消费者要换上具有古代（民国以前）元素的服装，装扮上相对而言复古的妆面和造型，通过角度、光线、表情、衣服、化妆、背景等等，充分发掘每一位被拍摄者的古典气质，从而达到复古的效果。
在以往的婚纱摄影拍摄中，古装摄影占的比重并不大，更多只是作为主婚纱外的补充，这也是广大婚纱摄影消费者对此不太重视的原因之一。不过，就当前社会潮流的发展趋势来看，古装摄影已经越来越多为广大新人们所看好，进而成为众多主题婚照之选，这也使古装摄影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
C. 2022 五一小长假有哪些“人少不贵”的目的地推荐
1、吉林 长春
长春享有“北国春城”的美誉，与南京、杭州、昆明并称为“中国四大园林城市”， 绿化率居于亚洲大城市前列，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长春的冰雪还在融化，万物正在复苏，春天在慢慢的走来。每年4月到5月初，走在长春的街头，满眼都是新绿，偶一抬头，又与簇簇娇艳的杏花、桃花不期而遇；春天的净月潭，更是美成一幅油画。
D. 谁能帮我找个古风图片，是墨迹的，背景是亭台楼阁
这个算不算
E. 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着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